从屠呦呦说起：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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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蒿素，一个用来治疗疟疾的相当陌生的药名，一个在中国市场相当少见的用药。屠呦呦的团队发明（发现）这个药物是在1970年代，大规模在药厂生产是1990年代的事情，此时疟疾这种病在中国基本上消失（至少是不再有大规模的漫延）。不过在2000+年黑非洲疟疾肆掠的时候，由于有我国的援非医疗队、有各地的无国界医生带来的青蒿素，据说黑非洲拯救了3亿人，单凭这个青蒿素，不要说是诺贝尔科学类奖项，就是诺贝尔和平奖都可以“捞过界”去拿。

　　当然青蒿素在药理说明上还有医疗红斑狼疮、寄生虫等功效，但应用毕竟属于少数，而且不是致命的、需要救命的的需要。可见，如果没有2000+年黑非洲上亿人的应用，这个40年前发明（发现）的东东，那就如同很多的发明、发现一样被尘封下去。

　　一、诺贝尔科学类奖看重“无中生有”的贡献，轻视“锦上添花”的后续修补

　　这就是诺贝尔科学类奖项的游戏规则——十分重视首次的发明和发现，并不大看重在前人肩膀上那些优化。

　　打个比方，假设有个“诺贝尔厨神奖”，什么咖喱蟹、姜葱蟹、花椒蟹就算烹调得香飘四溢，但都得不了“诺贝尔厨神奖”，要追溯的话，只会把奖颁授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相传是治水的大禹。不过诺奖只颁给活人）。但是如果厨神大赛出现一道菜是老虎肉煮蟹，那么这个厨师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厨神奖”的，因为老虎肉一起煮是材料本质性的独创。而什么咖喱、姜葱、花椒顶多看作是配料。

　　前面已经提及过，诺贝尔科学类奖的发明时间和颁奖时间跨度问题，有的可能最要很长时间来验证。因为作为奖项，总得有个实践的验证。有的发明发现，可能不需要什么验证就知道是个好东西，今年发表明年就获奖（例如以前的超导体，可能直接判断生产方面的广阔用途），但是有的东西当时发明发现的时候不知有什么用或未必有相当广泛的用途（例如某些粒子、射线，例如青蒿素），但经过后面的加工、传播，使其变得越来越有用，也可能具备颁奖资格。

　　这些“加工、传播”的工作就未必由发明人去做了。实际上屠呦呦也已经退休多年，这些年并没有更新更深入的研究（只是在支持产品化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往年获奖者也有多个案例，很多科学家多年前的发明，被别人发扬光大后，作为发明者有可能“被重新提起”受奖。

　　打一些比较形象的举例。“上家”获利的，例如你是个保险推荐员、传销人员，如果你的下线发展了很多会员或有很多订单，那么你会因为下线的业绩而获利，其实他发展了这个下线之后并没有更大的推广。“上家”不利的，假如在互联网发一个谣言贴，如果没有传播就不再追究了，如果被人转帖500+次并造成不良影响，那么被追究的还是发帖人，其实他发谣言帖后并没有再继续发。

　　可见，诺贝尔科学奖鼓励的是“原创”、“发现”，而不是“加工”“改良”。这就存在可遇不可求的机遇问题，所以我们常说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这些很年轻就得了一次诺贝尔奖之后就没有什么更大的建树。一辈子碰中一次重大发现已经是了不起+大运气了，你还想碰上第二次？几乎所有诺贝尔科学奖得主都是这样，之后继续有其他建树或成就的，也多是改良、加工性项目，而极少极少能做到“每天找到新发现”。

　　二、中国人难拿诺贝尔科学类奖受制于什么因素

　　（一）奖项的学科门类不那么齐全

　　这次1000多个院士躺枪，其实严格来说也就物理、化学、医学三个专业的院士可以拉黑一下吧。其他的什么数学、动植物、天文、地理、勘探等等行业的，再怎么有成就都不可能拿诺奖。

　　数学界的华罗庚陈景润不说，就说说袁隆平吧。大家一直未袁隆平拿不到诺贝尔奖而鸣不平。那么该给袁隆平发什么科的奖项呢？物理、化学、文学肯定不对，生命科学或医药学靠点边，但是水稻这东西是米粮不是药（虽然说可以医肚饿）。经济学奖也有点接近，但是袁隆平的水稻收成效的时间跨度很长，平均每年拉动的GDP其实微不足道。最后我觉得要发也只能颁发和平奖，毕竟解决了一定的灾荒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乱等问题。

　　（二）长期以来强调团队作用，弱化个体展示度，老外不知颁给谁

　　从毛泽东时代开始，中国人能够拿出去申报个题目的项目还是有一些的。外国人的奖项是很注重团队成员尤其是第一带头人的。而中国人的项目，一直很强调对团队的宣传，以前申报项目的第一带头人往往是单位的行政领导，现在换成“专家型领导”，其实也不是落手落脚第一线做事那个人。据说我们以前那个结晶牛胰岛素也有打算提名，外国人一看那长长名单，连该颁给谁都难以搞清楚。

　　（三）祝愿科学家们健康长寿，看到开火结果的日子

　　诺贝尔奖只颁给健在的人。但是有很多的技术和产品是需要时间去验证的，短的三五年，长的几十年，开荒牛是否活到开火结果的时候都难说了。比较典型的例子是老舍，虽然文学奖不属于科学范畴，但也是同理。

　　（四）中国视觉与国际视觉有差异

　　诺贝尔奖得奖者和两院院士未必要构成交集。

　　比如我们搞“两弹一星”的，对中国贡献很大，但不可能评诺奖，因为美帝苏修早就搞出来了，那就好好享受国内的荣誉好了，拿不到或不去拿诺奖，大可心安理得。

　　治疗疟疾，在中国的需求量其实不怎么大，以中国国内成果的标准看起成效，还真的不见得能评到院士。但在非洲是救3亿人的功德，这种贡献是国际性，自然进入人家的评价标准。

　　三、怎么样的学术氛围更容易孕育出诺贝尔科学奖

　　诺贝尔的物理、化学、医学奖得奖者，其实分为两类科学家，一种是理论型的，一种是实践型的（屠呦呦也属于这类）。

　　（一）理论型：天马行空、异想天开

　　我国目前是技术大国，但不是科学大国，要拿到理论型的诺贝尔科学家基本不可能了，在科学体系已经相当完善的今天，要再创新一些理论体系已经非常不现实。

　　国外的科学家其实也不容易做到，多数会出自那些不是现在正规教育体系出来的，往往在一些被视作离经叛道的“独行侠”中更容易出现。

　　（二）实践型：方向要准、宽仁容错，然后密集型的人力或精力去实验

　　（1）我国有优势的：地毯式密集试验。对于技术和产品，其实主要是靠多次的实验、试验去瞎碰出来的，其实如果团队够强大、精力够充裕，那么就一次次去试出来吧。举国体制在这面其实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2）我国尚存不足的：宽仁容错。只说体制内的，现在的科技经费都讲求“绩效评价”，也就是说每一笔科研经费都要产生“绩效”，“失败的实验”在我们的评价角度很难说绩效，其实严格来说证明了这种方法不成功，也是一种经验。不过连续试验了100次失败还继续干的科学家，你认为他是“屡战屡败”还是“屡败屡战”呢？

　　另外就是体制外的，行内相轻、行外挖苦，这些就不去扯淡了；另外我们自小教育出来的思维习惯也造成“容错性”很低，之前我发过一篇《越来越要求逼近满分的选拔考试，是祸是福？》就想说这个，不过看大家兴趣不大就停笔了，没有写完。

　　以上两个还属于主观努力可以克服的。最后一个就难了：

　　（3）我国严重不行的：方向要准。如果青蒿素不是从青蒿或黄蒿提炼，而是选用芦蒿来提炼，那么试验1万次也是白搭。现在我们最缺乏的还是“方向要准”这一决定成败的要素，又回到第（一）条“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环境，同样也可以牵引到“越来越要求逼近满分的选拔考试”所锻造的“印模一样风格的学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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