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宽松”的公办教育酿就小升初热考(2)

　　本来嘛，大脑的发育因人而异、有快有慢，并不是所有的小孩都可以拔苗助长。“学习”一词在日语里叫“勉强”，我看这些小孩考学是有点勉强。

　　“我们――不可能落榜”

　　五年级的时候，家长要开始带孩子去看学校，好将孩子心中的“受验”变成看的见、摸得着的东西。

　　绝大多数私立学校都会在秋天举办“学园祭”(文化节)，内容有演剧、演奏、展览等等，五花八门，全是学生自己组织，老师不指导。

　　参加“学园祭”，学校的风气和学生的素质一目了然。成熟点的小孩会玩味学校的“感觉”，幼稚点的小孩感兴趣的可能是饭厅里的菜单：“这个学校饭菜香，我要考这里”，这还真是有些孩子的报考动机。

　　日本的私立学校有男校、女校，也有少数男女共学的学校。我们打算报考男女共学的学校，不料遭到塾长当头一棒：“没听说吗，从初中到高中是男女生长差异最显著的年龄段，正是考虑到这一特点才分别创立了男校女校。向往男女共学的话还不如上公立中学呢！”

　　这话说得我们母子俩心悦诚服。据说，传统的男校培养学生“质朴、刚毅”，传统的女校培养学生“秀外慧中、自立自强”。日本的私立学校种类很多，各有特色，和一本纲要统遍全国的公立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以悠久历史为自豪的老学校，有以培养国际人才为特色的新学校。有“能与大学共享资源”的大学附属学校，也有传播上帝声音的教会学校。

　　有的学校伸张学生的个性，有的学校注重培养团队精神。有家女校早自修不是看书居然是“运针”：一心不乱地缝针线，以锻炼高度的注意力。

　　私立学校因其多样性一直受到青睐，家长可以按孩子的性格和口味寻到所需。

　　六年级的时候塾里已是战鼓咚咚，但儿子的成绩依旧起色不大。我说：算了，不要再“勉强”了吧？他不干，于是在六年级的秋天转到了W塾。W塾老师都是专职的，指导有方，对学生是不是交回家作业也管得彻底，孩子的学习热情渐渐上来了。

　　记得开考的前一周，W塾召开了“战前激励会”为考生壮胆。只见塾长率领任课的老师在台上一字排开，高举拳头扯着脖子仰天大喊——

　　“我们――不可能落榜”

　　“我们――绝对能考上”

　　台下的小朋友也跟着挥起了小拳头：“我们――不可能落榜”，“我们――绝对能考上”。

　　喊声震耳欲聋，磅礴的气势几乎掀翻屋顶。老师和小朋友的头上都扎着白布条，上面有任课老师的题词也有同学的签名，那个气氛就差咬破手指写血书了。

　　日本的小升初没有统考，报一家考一家，报几家就得练习几家十年以上的老考题。考试的日子也因校而异，有的学校只考一次，有的学校有多次机会。

　　考试当天，老师会带着印有塾名的袖章早早地等在了考场外面，一见到自家考生赶紧迎上去握手鼓气。有时，一个老师得兼顾好几个考场，这里刚打完气马上赶赴另一处“加油”。

　　儿子回忆说，那天，老师的手冰冰冷，大概还没吃早饭。但还是手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加油啊，我把我的power（能量）都给你”。

　　东京地区从2月1日起开考。有的学校是第二天张榜公布，有的学校是当晚电子开榜。张榜公布有一个查找的过程，给人以心里准备。相比之下电子开榜就有些唐突：打开计算机，输入号码后，唰的一下结果就跳了出来：“合格”？“不合格”？喜悦和悲哀都来不及玩味。

　　那一年“受验”的人特别多，竞争激烈，屡战屡败有的是。有的小朋友一天考两个学校，有的要考四五天，大人小孩都精疲力竭。我很是惊讶：小小年纪居然能经历了一次次落榜还不放弃。“受验”与其说锻炼了脑子，不如说更锻炼了意志。

　　考完后，几位要好的家长聚在一起反思。

　　我彻底反省了两点：第一，上“进学塾”之前必须先把基础打打好；第二，适合“文火慢炖”的小孩绝对不要送去“拔苗助长”。这两点没搞妥的话，很可能会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受验”的确锻炼了小孩的意志，还被超前灌进了许多知识，但一个个都因此而戴起了眼镜。

　　小升初考终究是件劳命伤财的事：进学塾的费用一年近百万日元，考进私立中学的话，日后每年至少也要多花六七十万的学费。试想，如果公立学校能让人放心的话，谁愿意在义务教育阶段轻易去考私立？

　　日本向芬兰学习，一批学生被贴上“宽松时代儿”的标签

　　说起来，小升初热考的起因是宽松教育为指针的“新学习指导纲要”。那“宽松教育”又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探索始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据说是日本对之前诸多教育问题反思的结果。

　　1955-1973是日本高度经济成长期，同时也是战后出生者的就学高峰期。当时，为了应对时代的需要，政府在教育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作了大幅度调整，扩展和加深了教育内容。

　　“填鸭式教育、超特快授课”把教师学生都折磨得疲惫不堪。据调查，当时高中70%、初中50%的学生“消化不良”。不少学生对学习丧失了信心，中学和高中还因此频频出现“暴力、欺弱、旷课”等现象。

　　那小学怎么样？我问过好几位在这年代上小学的朋友，她们都说小学松紧有致、很开心啊。但因此而改革的“宽松教育”，却把问题不大的小学也一刀切入其中。先是从1980年开始将教学内容减去一成，随后在90年代逐步减少周六上课。到了2002年，彻底变成周六全休，教学内容也一下子减少了三成。

　　2002年的“新学习指导纲要”把宽松教育彻底推向全面，受其影响的那批学生，还因此被贴上了“宽松时代儿”的标签。

　　宽松教育的初衷是想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自己寻找感兴趣的课题，自己调查，自我提高”。理念很动听，似在学芬兰。

　　芬兰的义务教育很“宽松”，但学生的综合学习能力却名列世界前茅。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决定性的因素是教师。教师是芬兰最受仰慕的职业，云集了国内最优秀的人才。其重视实践的教师养成制度，培养出来的教师都具有很强的专业能力。

　　再看看日本，“二战”后院校合并，师范学校成了大学的一个学部，还推出了教员资格考制度。也就是说，大学在学期间，即便不是学教育的也都可以选修有关课程，考获教员资格。

　　而且，这个资格能受用终身（前几年才被改革成10年更新）：哪怕没有经验或空白几十年，照样可以参加公立学校教师的应聘考试。很多学生正是为了多留一条谋生之路才去考的。

　　于是，教师队伍里就出现了许多有资格但并不称职的教师，甚至有许多“不想当教师”的教师。传统说的“灵魂工程师”，缩水成了普通公务员。

　　芬兰注重培养教师有不断进取的意识：要想很好地指导学生，必须不断提高自我，站得高才能望得远。教师也不用兼杂务，可以专心搞教学。

　　相比之下，日本的教师杂务多、上班时间长，除了上课，还要兼管各种课余俱乐部。小学的班主任更辛苦：一个人要管30至40人的班级，除音乐课以外，所有的课都一个人兼，还要指导各种活动，暑假还得参加进修。我看他们精疲力竭的，哪还有精力“更上一层楼”？

　　宽松教育全面展开后，教学内容被剪掉了三成，但增加了一门叫“综合学习”的课程：学生自己命题，自己学习，自己寻找答案。这一看就是芬兰的翻版，教师们一下子被切换到了一条自己都没有走过的路上，与其说指导学生，不如说匆匆忙忙地和学生一起摸索。

　　政府只是提了个动听的理念，却没能象芬兰那样给出具体的评价标准和专门的后援体制，结果害苦了第一线的教师。教师普遍反映：负担比从前更重了，可用于研究教材的时间也大大减少了。看来，最需要宽松的不是学生而是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