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中小学“减负”沦为作秀 教育均衡最关键(2)

　　禁令会沦为“政策秀”?校内减负校外增负

　　“以往的减负令出来之后，最高兴的就是各类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我们的教育培训市场已经达到三千亿，这些钱都出自中国的家长口袋。”

　　对于老师、家长以及学生对于“减负令”的纠结心态，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接受中新网记者采访时称，所谓的“学校减负”，最终往往以“校外增负”收场，而校外的负担不仅使学生的学业压力未减，还增加了家庭的教育支出。

　　其实，减负令成为“开学大礼包”并不是新鲜的事儿，近年来，在中国的很多地区，中小学开学季往往都是各地政府集中出台“减负新规”的时机。但是，在众多“史上最严”、“狠招减负”的政策之后，孩子们的书包却从“双肩背包”升级为“拉杆箱”，减负规定也多被社会指责为“雷声大，雨点小”的“政策秀”。

　　然而，与以往学生减负多为缺乏问责的“口头禁令”不同，有评论认为，此番各地细致入微的“减负新政”可谓直指要害，刀刀见血，可操作性明显加强。

　　以北京为例，北京在严格限制学校每周课时总量之后，还特别要求，不得增加考试科目的课时或者减少、挪用体育、音乐、美术、综合实践活动等非考试科目的课时。此外，还有诸如“五六年级作业不超1小时”，“小学不搞全校期中考试”细致规定。但是在一些专家看来，这些看似“犀利”的新规还是没有触及“减负”的内涵。

　　“学生怕的不是课外作业的量大，而是作业内容本身存在的枯燥、乏味、重复的问题，此外，作为一种教学参考和反馈，考试本身不存在问题，问题是在升学的压力下，如今考试的功能发生了变化。”熊丙奇分析，与其限制作业量，不如多一些能够引起学生兴趣，启发创新能力的课外调研作为课外作业，与其削减考试，不如改革“向分数看齐”的教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