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代农民工：拼命融入城市

　　80后、90后的农村打工者已经涌入城市，被称为“二代农民工”。这一代人和父辈不同，他们比父辈接受的文化要多，甚至受父辈打工经历的影响，讨厌别人从“农村人”这个具有“标志”性的角度出发来看待他们。

　　他们像“脱节”的一代人，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不懂种庄稼，进入城市又因文化缺乏受限，难以打拼到一个理想的栖身之所。但他们有美好梦想，他们同父辈相比，更急切地想改变命运，却不希望像父辈那样仅凭力气去获得报酬。

　　城区与城郊

　　春节前，廖斌随数十万打工者从广东省返乡，他此次回家的主要目的是去看父亲在通川区罗江镇街上买的新房，其次是回达县堡子镇老家给去世多年的爷爷婆婆上坟。

　　生于1991年的廖斌已有两年打工经历。在廖斌3岁时，父亲为给他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丢下锄头，到广州东莞市打工。

　　廖斌在乡村小学念完4年级，父亲将他接到东莞读书。那一年，廖斌第一次坐火车，当他站在钢筋混凝土筑起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间，他胆怯都市，小手一刻也不愿离开父亲生满老茧的大手。

　　没念过书的父亲依靠“力气使了又来”的信念，在建筑工地上挖地基、钻墙孔，只要有活干，他从不挑肥拣瘦，只为尽量挣到廖斌的学费和生活费。工地工棚不允许未成年人入住，廖斌随父亲租住在工地附近一间潮湿的地下室。

　　考初中前，廖斌对户籍的认识更深一层，他明白了城市人和农村人根本上的区别。在廖斌父亲的恳求下，户籍问题最终没成为廖斌读书的难题，工头替他交了昂贵的入学费。但经历这事后，户籍阴影永远烙在廖斌心里，他开始埋怨“农村人”的身份。2007年，廖斌没能考上大学，他把父亲劝说复读的话当作耳边风，跑到理发店染了头发，买了一套新衣回家换下身上洗得发白的校服，做好饭菜等父亲回家。“我要打工挣钱养自己。”父亲听到儿子这话非常生气，但从经济角度考虑也只能这样。经父亲托人介绍，17岁的廖斌走进一家鞋厂打工，月收入1000余元。

　　2009年，对廖斌家来说是丰收的一年。这年7月，廖斌的幺舅在温州打工期间，通过工友介绍用7万元在通川区罗江镇买下一套新房。廖斌父亲听说后心动不已，凑足7万元钱也在罗江镇买下一套新房。2010年春节，廖斌回家走进新房，称赞父亲让一家人移居罗江镇是明智的选择。然而，没过几天，父亲的明智选择又被廖斌否定了，原因是他听说三舅在南城按揭了一套20余万的二手房。他劝说父亲，罗江镇是城郊，发展前景不如南城或西外，鼓动父亲先卖掉房子，等家里多存点钱再到城区买房。

　　廖斌的父亲为这事很纠结，在他看来能从农村搬到城郊居住，已经是乡邻们羡慕的事，可儿子想要的却是一个完全的城市生活。

　　起点与原点

　　正月初四，程方婷以给三爸拜年为由急切地从达县百节镇赶到达城，和堂妹住在一起。她打算过完大年，就返回成都打工。她早就习惯了城市人的生活节奏，不想回到山坳里的老家。

　　程方婷和堂妹很谈得来，堂妹说什么，她都能随之附和。一直以来，堂妹也没把她当乡下人看，喜欢和她挽着手逛商场，坐在街边吃串串，捧着爆米花和可乐看电影。

　　程方婷是80后，是家中独生女。2003年，她高中毕业后，只身前往深圳打工，在一家服装店找到工作。程方婷像城市女孩烫发、染指甲、穿高跟鞋打扮自己，还计划自己将来开一家店铺当老板。为了实现梦想，她生活中节衣缩食，工作中揣摩顾客心理，学习老板与顾客谈价。2005年，程方婷的老板因经营不善关门，她失业了。她学会通过媒体或中介所找工作，可一了解用人单位提供的工作最底要本科文凭的这道门槛儿，很无奈最终回到老家。

　　程方婷在家发现，每天打招呼的不是老人便是小孩，儿时一起长大的姐妹都在外务工，曾经熟悉的路上杂草丛生，一种对家乡陌生的感觉油然而升。她无法容忍农村生活的慢节奏，清楚自己与农村生活已格格不入。

　　2007年，程方婷在家人的支持下，到深圳，在原打工点附近租下一间小铺面经营服装生意。2008年，当程方婷的生意正红火时，父母急忙把她召回，是因为有人给她说了一个家境不错的对象。男方在达城荷叶街做生意多年，男方及父母见她模样儿没得挑，又会做生意，当即表示同意交往。程方婷与男友交往后，按照男方父母的意思处理了深圳那边的铺面，电话通知房东收回铺面转租。

　　一年后，程方婷和男友向双方父母表示要登记结婚，男方父母要求程方婷做婚前检查，她被查出患有乙肝。这个消息让程方婷一家非常意外，但更让全家出乎意料的是，男方父母拒绝二人的婚事，表示愿意给一定的经济补偿。当程方婷发现男友的态度和他父母一致后，她无奈地搬出了男友家，又回到为改变命运打拼征程的起点，在成都一家商场里做营业员，为下一次开店挣本钱。

　　程方婷清楚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不要回到农村，因此她宁愿承受疾步人流中时常会莫名产生的那种难以抑制的陌生感。

　　季节与节气

　　3月4日，是农历正月十九，倒春寒适时而来，刚开始暖和起来的天气又降温了。

　　贺春林在背后的人提醒下，又向前移动了两小步，然后他再次把头侧转一脸茫然地望向远处。贺春林终于移步到售票窗口，他询问“有没有到广州的票”，扩音器里传出一个回答：没有。贺春林走到电杆下对堂哥贺荣林说，“和前两天一样，又要等明天了”。

　　贺春林18岁，初中文化，大竹人。他在家排行老大，还有一个弟弟。2009年，贺春林怀着打工致富梦想，揣着156元钱独自到绵阳市找活干。他不会一门手艺，又无人介绍工作，初到绵阳市游走大街数日寻求工作无果，落到忍饥挨饿风餐露宿的地步，他体会到现实和梦想截然不同。

　　一个偶然机会，有人对身高1.6米、体重不足百斤的贺春林产生同情，热心介绍他到一个建筑工地做临工。清晨6点起床上工，中午休息1个小时，晚上8点下工的工作制度，让他改变了生物钟。他不会砌砖墙贴磁砖，只能从码砖学起，月收入800元左右。贺春林在工地一干就是9个月，因他有初中文化程度，工作中又爱学习，通过工友指点，他学会粉墙手艺，成为专业粉墙工，月收入增加到1000余元。

　　春节回家，贺春林与21岁的堂哥贺荣林闲聊，得知贺荣林在广州一家毛织厂打工，月收入2000元左右，他说服堂哥带他到广州闯荡。

　　贺春林生长在农村，但他对种庄稼一窍不通。农村人背得滚瓜烂熟的农历二十四节气，他也不知。自古到今，庄稼人照节气有条不紊地生产农副产品，而贺春林让人感觉，他和农村缺少劳动力引致许多农田抛荒一样，被农村抛弃了，或许这也正是他摆脱农村的缘故之一。

　　贺春林对自己的前途很茫然，他担心此行到广州进不了厂，要回到建筑工地成天穿脏衣服。他也无法预料自己的打工生涯有多长，他用“很累”形容打工挣钱的艰辛，却没后悔选择这种方式和城市接触。

　　旁边堂哥贺荣林开导贺春林想开些，他指向街对面的楼房上悬挂“单间出租”的广告说，“过去进到厂后，我们合租一间这样的屋，试下住电梯房的味道。”贺春林笑着回答“过去看情况再说”。

　　贺春林和堂哥站在街头任寒风吹得搓手跺脚，也不想太早离开售票点，期盼遇到有人前来退票，早日走进大都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