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语文教学以本真，真能行吗

　　人民教育版语文课本、《新语文读本》……你可能想不到，这些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和课外读物，出自温儒敏、钱理群、袁行霈、蒋绍愚等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之手。

　　“这些年来，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越来越不受重视；而我们身在大学课堂，深感中学语文教学的情况与大学的要求差距很大！”北大中文系的知名学者们着急之下，纷纷自发动用各自资源“问诊把脉开方”，希冀还中学语文教学以本真。

　　高考大赢家瞧不上高分

　　每年考入北京大学的新生都是高考大赢家，但他们中居然有相当一部分瞧不上自己得的高分，尤其对中学语文教学持批评态度。

　　北大中文系曾在某个学期，为全校本科生开出一门“中国现代文学”的基础课。课后，主讲教授布置写一篇题为“我看中学语文”的小论文，不想引起学子们格外热烈的反响。来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和医学5个学部10多个院系的近80名学生，居然有30多人对中学语文教学持否定意见，另有20人“保持中立”。“高中语文课学了点啥？也就是机械记忆字词句、牵强理解现代文，写作文则是为应试而学着造假……即便不上语文课，靠高三最后一年突击苦练，高考得个130分也大有可能。”“语文课应该是陶冶性情、思想体验最自由的课，可是在高考的挤压下，变得刻板、教条而单一。”有学生甚至说“一碰到语文就头痛……”

　　主讲教授发现，很难马上领着这帮大一新生走进学术厅堂，因为先要改变他们以前被练成的语文学习模式。

　　语文教学研究逐渐边缘化

　　“语文教学在各个层次的教学系统中，都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身为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教师，能否为中小学语文教学做点什么呢？”5年前的冬天，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温儒敏教授发起成立了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若干年过去，这个纯属“民间组织”性质的研究所，仍旧是“虚体部门”――没有办公场所、没有经费支持；但有10多位中文系名教授，在本职工作外，急切地为中小学语文教学“问诊把脉开方”。

　　“基础教育阶段的语文教学研究，本是师范院校中文系的强项，但现在早已被边缘化了。”一位专家说。比如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110多个教师中，真正在搞中小学语文教学研究的只有4人。据说在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中文院系，搞语文教学专业的，也不到全部教师的十分之一。

　　近年来，高校日益推崇“研究型”，师范大学也纷纷往那边靠。这一来，在不少师范院校的中文系，但凡与中小学有关的学科（比如“教学论”），就难登“大雅之堂”，因为以“研究型”的学术评价标准，这不够档次。

　　“这很不正常！基础教育研究在师范院校竟然没了地位。但谁都知道，基础教育非常重要！”为此，北大中文系开始组织资深教授参与“新课标”高中语文教科书的编写与出版，并在全国陆续推动课题招标，组织关于语文教学的9个专题调研――这些研究课题都直指中学语文教学的“时弊”！

　　新课改的好经就怕念歪

　　目前，在全国发行、试用的5套“新课标”高中语文教材中，人民教育版使用面最广。担任执行主编的温儒敏教授看到高中课改实验在全国20多个省市展开，既欣喜于变化，也有担忧：必修占1.25学年，课本较以前薄了；选修为1.75学年，可供学生自由选择学习，修满学分即可毕业，选修内容丰富多样……高中语文课程改革造就的最大变化，就是为学生提供了更大的自主空间，能够提高他们主动学习的能力与兴趣。“但实际上，1.75学年的选修内容，在很多学校难以落实――迫于高考压力，完成必修课教学后，它们立即转入了高考复习。”

　　“新课标”在力求保持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突出人文性；希冀改变以往将文章分拆细解的“暴力式解读”，提高学生的阅读、审美能力。但据了解，不少中学教师授课时难改“惯性”――一方面改了教学形式，把单纯灌输方式改变为引导学生“研究性学习”；但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为应对高考，摸索各种“规律性、技术性方法”。在某些试点省份，由于新课改高考方案尚未出台，中学语文老师们“几乎不会教书了”：“少讲，怕会考到，多讲又怕不考，做了‘无用功’。”

　　大学教授“客串”，力图还中学语文教学以本真，扭转长期以来的教育理念，“但这恐怕不是单靠我们就能改变的”。温儒敏教授对记者说，我们“敲边鼓”固然重要，最终还得靠中学语文老师。

　　可是，中学语文老师敢不敢、能不能跟高考指挥棒较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