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负缘何难作为改革评价方式冲破“减负迷阵”

 　【作者简介】    薛明扬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主任

    ●无论在各个学校实行的“减负”措施多么有效，只要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按下葫芦又起瓢”。

    ●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就应该首先思考学生中究竟哪部分群体构成了“学业负担”的承受者；其次，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又是“额外负担”。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多年来一直是困扰教育工作者的一个“顽症”，尽管各级政府部门和教育行政部门不断推出改革举措，这些措施也确实在一段时期内产生作用，但总体而言，“减负”难题尚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

       “减负”为何难有作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新中国成立６０年来的“减负令”基本聚焦于学校教育本身，自上而下的推进使一线教师尚未真正将“减负令”所蕴含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实践，“减负”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往往是一边学校在“减负”，另一边家长需求下的社会培训机构“乘虚而入”实施“增负”。因此，无论在各个学校实行的“减负”措施多么有效，只要面对激烈的升学竞争和就业压力，所有举措都立即变得“苍白无力”，甚至“按下葫芦又起瓢”。从这个角度来看，“减负”应该是一个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各部门相互携手的社会系统工程。

       究竟何谓负担？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意为在进行某种活动中所“承担的压力或担当的责任”。那么“学业负担”，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所担负的责任、履行的任务与身心承受的压力。

      首先，“学业负担”是由施加给承受者的外在压力或动力所促成，没有外在的压力或动力，则构不成“学业负担”。其次，“学业负担”是学生在参与学习活动中的一种身心感受，是主观的。因此，同样的学习，对有的学生构成负担，而对有的学生则构不成负担。再其次，“学业负担”的大小与是否制约学生本身的身心特点等因素有关。这足以说明，“学业负担”既是个人问题，也是教育问题。

       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是学生学习内容过多、作业量过大、学习任务过重吗？这只是学生负担过重的表象。笔者常常在想，当王羲之练起书法、陈景润钻研数学、鲁迅写起小说时，那一刻尽管学习研究的任务多、耗时长，但一切烦闷、焦虑等心理负担似乎都与他们“绝缘”，在这种旁人看起来艰苦的过程中，他们却体会着惬意与幸福。这说明负担和“量”没有必然的联系。事实上，真正导致学生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质”。要把“减负”真正落到实处，我们就应该首先思考学生中究竟哪部分群体构成了“学业负担”的承受者；其次，哪些是“合理负担”，哪些又是“额外负担”。

       对于所承受的“合理学业负担”可分为两类：首先，伴随学习活动必然产生合理负担，这种负担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个性、人格及学习基本的知识技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学习任何知识与技能，都必须进行良好的基础知识储备和与之相适应的良好行为的训练。以此为目标的学习，其负担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

        对不合理的“学业负担”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原因而导致的负担。它包括：由于相对于人口众多而致的教育资源缺乏导致的学业负担、由表现为“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投射到学生身上的负担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学业负担”的减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类则是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近期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进行的第八次“减负”调查显示，增加课时、作业量过多和统测是造成学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因素。无意义、低效能的作业与测试加重学生负担，折损其身体健康的现象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进一步改进入手，“减负”仍有作为。尽管“减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形成合力的系统工程，但当下，教育内部仍有空间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优化教学从源头“减负”。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督与检查，市、区（县）教育督导部门要组织专项督导，对超课时、挤占小学科、加课、大面积补课、违反规定作息时间的现象进行严肃查处，对违规学校和相关责任人要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同时，学校要建立各科作业的协调机制，分析作业质量，优化作业设计；学校教研组和备课组要把作业设计和作业质量分析作为重要工作，从“减负增效”的角度加强作业研究，从而有效控制作业时间。

        其次，下移重心从前沿“减负”。教育行政部门推动“减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寄希望于一项举措解决全部难题，因此要下移管理重心，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前一阶段，上海已有不少区县涌现出一批“减负增效”的好经验。比如，静安区推出丰富学生学习经历的N项体验计划，并进行“轻负担、高质量”的实证研究；黄浦区提出“办学生喜爱的学校，创学生喜爱的课堂”；长宁区探索“快乐拓展日”和“主题轴”课程等。

        再其次，评价改革从瓶颈“减负”。长期以来，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和以分数为主的评价标准，是导致学校、教师随意加重学生负担的直接原因，成为“减负”的瓶颈。针对这个问题，近几年上海组织了试点区参与教育部中小学生学习质量监测与分析项目，参与了国际学生成就评价项目，建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的工作机制，希望通过参与国内外重大教育质量监测项目，学习借鉴其评价理念、命题技术和结果应用的有益经验，推进全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建设，形成一支专业队伍，进一步推进对学生学业质量和教师教学质量科学评价的研究。

       对于所承受的“合理学业负担”可分为两类：首先，伴随学习活动必然产生合理负担，这种负担是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个性、人格及学习基本的知识技能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其次，学习任何知识与技能，都必须进行良好的基础知识储备和与之相适应的良好行为的训练。以此为目标的学习，其负担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须的。

        对不合理的“学业负担”也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由社会原因而导致的负担。它包括：由于相对于人口众多而致的教育资源缺乏导致的学业负担、由表现为“望子成龙”、“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文化投射到学生身上的负担等。这些因素所造成的“学业负担”的减轻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另一类则是学校教育自身存在的问题。近期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进行的第八次“减负”调查显示，增加课时、作业量过多和统测是造成学生过重负担的重要因素。无意义、低效能的作业与测试加重学生负担，折损其身体健康的现象必须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从学校教育教学的进一步改进入手，“减负”仍有作为。尽管“减负”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形成合力的系统工程，但当下，教育内部仍有空间可以有所作为。

        首先，优化教学从源头“减负”。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监督与检查，市、区（县）教育督导部门要组织专项督导，对超课时、挤占小学科、加课、大面积补课、违反规定作息时间的现象进行严肃查处，对违规学校和相关责任人要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同时，学校要建立各科作业的协调机制，分析作业质量，优化作业设计；学校教研组和备课组要把作业设计和作业质量分析作为重要工作，从“减负增效”的角度加强作业研究，从而有效控制作业时间。

        其次，下移重心从前沿“减负”。教育行政部门推动“减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寄希望于一项举措解决全部难题，因此要下移管理重心，充分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前一阶段，上海已有不少区县涌现出一批“减负增效”的好经验。比如，静安区推出丰富学生学习经历的N项体验计划，并进行“轻负担、高质量”的实证研究；黄浦区提出“办学生喜爱的学校，创学生喜爱的课堂”；长宁区探索“快乐拓展日”和“主题轴”课程等。

    再其次，评价改革从瓶颈“减负”。长期以来，以书面考试为主的评价方式和以分数为主的评价标准，是导致学校、教师随意加重学生负担的直接原因，成为“减负”的瓶颈。针对这个问题，近几年上海组织了试点区参与教育部中小学生学习质量监测与分析项目，参与了国际学生成就评价项目，建立了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的工作机制，希望通过参与国内外重大教育质量监测项目，学习借鉴其评价理念、命题技术和结果应用的有益经验，推进全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平台建设，形成一支专业队伍，进一步推进对学生学业质量和教师教学质量科学评价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