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回忆：一位少年眼中的广州解放前后

　　1949年，我14岁，在广州大同小学读书，刚好毕业，广州解放前后的社会景象，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

　　哀其不幸

　　以前，粤汉铁路的终点就在黄沙。1949年夏，广州已是兵临城下，蒋军败退下的人员，走陆路的便在这里下车。有头面的自然继续往海南岛、港澳地区跑，一般人员便堵在这里了，他们就地搭起了人字棚居住，或挤在一些废弃的房屋里。

　　在树木茂盛的多宝路，坐满了疲乏不堪、衣衫褴褛的伤兵、妇孺，他们摆起了地摊，不过出售的只是些旧衣服、被褥、皮鞋、闹钟、铁锅、木盒等不值钱的东西。那年头，谁还会添置东西呢？连停下来看的人也没有。

　　一天，我与数位同学到那里闲逛。见一少妇怀抱小孩，坐在那里饮泣，有年纪较大的女同学（时私立学校读书无年龄限制），停下来与她交谈。原来，她丈夫是位下级军官，军队突然调防了，留下她母子二人，现在不知如何是好。说着，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金圆券，约有数百万元。她说：“这种票子你们这里不用，我已两天没吃东西了。”她根本不知道，当时市面只收“咸龙”（港元），况且金元券数百万恐怕连个面包也买不到。此时，有女同学买回来些面包、汽水送给她，然后擦着眼泪默默地离开了。归途中我们议论着：“从他们出卖的东西看，他们身边已拿不出什么值钱的东西了，真到了山穷水尽地步了！”

　　避之则吉

　　解放前夕那段日子，星期日家长总会吩咐小孩：“今日不要出去玩呀。”

　　原来，当局为安抚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规定全市电影院星期日的上午，开放免费场招待他们。那时，我住的地方附近，有美华、长寿、金声、新新、一新、中山等电影院。星期日一早，附近马路就兵来兵往。初时，商家、小贩满以为会带来生意，谁知他们大多囊空如洗，购物者很少。加之军纪甚差，打架、吵闹、对女路人非礼，吓得市民出街都少了，商家、小贩的生意反而大减。

　　商家更害怕那些缺腿少臂的伤兵，他们常常不付钱就拿店铺里的香烟、小食，若与他理论，他则吼叫：“××（粗口），老子腿都掉了一条，你掉包烟有啥。”这些事警察不敢管，商家也只好忍了。有一次，士兵们在金声电影院里打架，双方拔出枪互射，结果有路人被打伤。

　　那段日子，星期日总会出点事，市民则抱着避之则吉的态度。

　　广州解放的第一天

　　1949年10月14日下午五时半左右，一声巨响，把饭碗震翻落地，大家估计晚上要出大事了。因当局叫嚣要保卫华南，居民最担心的是发生激战。天黑后，按下电灯开关，灯竟亮了，说明国民党兵跑了，电厂保住了，大家的心安稳了很多。果然，除了晚上9时许黄沙方向传出过短暂的枪声外，一夜都安静地度过。

　　第二天天刚亮，马路两旁便有街坊三三两两站着，互相打探消息。有人指着不远处墙上贴着的东西，大家走过去一看，原来贴着安民告示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此时，大家才知道广州已换了人间。我跟一些大胆的少年往远处走，只见马路中央，已用沙包筑起了工事，两位解放军手持冲锋枪，威武地在那里放哨。初时居民站得远远地看，后来越走就越近，与战士相视而笑。我们几个少年又跑到有过战事的黄沙，只见停满了很多烧过的汽车，滚满地的油桶、弹药箱……因拉起了警戒线，我们只能远远地看。

　　解放的第一天，由于解放军秋毫无犯，大家对共产党有了亲近感，商人都按安民告示的要求，上午便开始撩着半边门做生意了。年青人由于不用上学都跑到街上看热闹，街上虽没平时那么多人，但根本不像刚结束战事的样子。最有趣的是，人们都把自家门口昨晚睡过解放军视作荣耀，到处讲给别人听；若解放军接受了他提供的茶水，就更是高兴得不得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对门那幢四层楼的洋房，腾空了两层让一个指挥部驻扎下来，周围有空屋的纷纷也让给战士们居住。解放军住下来后，便忙开了，今天清淤泥、明天清垃圾，尽是找事干。每天我们开门时，马路已经被他们扫得干干净净。虽然当时大家语言不通，但居民与他们很快就相熟了。

　　解放初期的文化馆

　　解放后，居民区最先出现的政府机构是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再有就是文化馆。

　　当年，我们街的文化馆就设在一间西关大屋里，里面只有两张乒乓球桌，几副象棋、扑克，阅览室摆着些迟到的老区报刊，供外借的是些苏联和老区出版的小说类书籍。主持文化馆工作的都是些20岁左右的男女，工作格外热情，馆门从早打开到晚上八九点钟才会关上，吸引了众多急于了解新政府消息的人。文化馆的主持人还不时举办小型报告会，宣讲形势、老区人民生活、新中国的前景等等，还给青少年介绍适宜看的图书，教他们唱歌，组织大家做公益事。

　　记得有一次，我闹了个笑话。他们见我借书证上借过不少老区的小说，如《李有才板话》、《小二黑结婚》、《乌鸦与麻雀》……便推荐我看苏联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以为那是本教炼钢的技术性书籍，一口便回绝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后来才知道，这可是一本影响过一代中国青年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