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校危机】一家著名民办教育机构的倒下

　　远在海外的任靖玺对学生家长说：南洋的倒塌，我并非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而是无力回天，如果南洋的资产没有通过公正拍卖程序而造成你们的损失，我愿意用余生努力挣钱偿还。

　　广东学校争戴“绿帽子”

　　阳春刚到，广州华侨外国语实验学校的老师们实在累着了舌头，他们一遍遍地向家长们解释：咱家的华侨外国语实验学校与广州荔湾区赫赫有名的省一级公立学校华侨小学，就是同一所学校！如假包换！

　　但家长们依然疑惑：为什么在同一幢教学楼里上学的学生有着不同的身份——有的属于华侨外国语实验学校，有的又属于华侨小学？尤其让家长们不放心的是，华侨外国语实验学校据称是由华侨小学工会举办的民办学校，它不仅没有独立的校园，连专职的学校领导也没有。“实验学校没有校长，都是华侨小学轮流派人到校了解、指导教学工作，华侨小学的校长就是实验学校的董事长，董事会成员也都是华侨小学的老师和职员。”

　　没有疑惑的是，实验学校收费高昂：不包括午餐等杂费，一学期学费4500元。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全国许多民营企业玩命地把自己往国营企业身上拉扯，被称之为戴“红帽子”。如果把国企称为红花的话，民企就相应地应该是绿叶了，红花配绿叶吧。那么，公立学校如今为什么急火火地要戴民营的“绿帽子”？

　　干脆将实验班改为民校

　　近七八年来，广州市出现了大量的公立名校办的“民校”，举办者几乎都是公立学校的工会。有学校打的招牌是解决广州外来务工子女入学问题，但一学年光学费就是5000元。而在公立学校，义务教育应该是免费的，至少在法律上是这么说的。戴“绿帽子”的秘密就一个字：钱。

　　按照有关规定，公立学校招生不能收钱。但许多地方给学校开了个收钱的口子：学校在上级教育部门的默许下，按照一定的比例收取择校生，这些择校生要向教育部门缴纳一笔择校费，每个学生3万元至10万元不等，教育部门将择校费的50%左右返回给学校作为设备设施购置费，纳入正常财政拨款，专款使用。

　　虽然上级主管部门给公立学校们开了一个来钱的口子，但大家还是不满意，谁会讨厌钱呀。学校既不敢擅自扩大择校生的招生比例，花钱也不方便，尤其不能发福利发奖金，不高兴呀。穷则思变。于是，一些学校以办实验班的方式扩大择校生的招生，后来大家干脆将实验班改为民办的实验学校，这样既可规避择校生比例过高，又可把原来须纳入国家财政的择校费变成小团体可自由支配的款项，名正言顺。“民校”们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却又讳莫如深。

　　公立名校办民校一直为社会各界不断质疑。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的要求：“公办学校参与举办的民办学校应当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具有与公办学校相分离的校园和基本教育教学设施，实行独立的财务会计制度，独立招生，独立颁发学业证书。”

　　这4个独立？问问广州华侨外国语实验学校吧。

　　阎锡山让人记住的是办教育

　　公立学校变着法儿地往私立上靠，那正是因为他是公立，所以才要私立的便利。如果他本身就是私立，是纯民办教育，苦啊，只恨为什么没投胎到公家。比如任靖玺。

　　任靖玺曾是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是中国民办教育的老大。任靖玺10多岁便开始养家，做过小商贩，干过黑包工，当过生产大队的副业头头，采购员，汽车司机，厂长，经理，后来上大学，当记者，还混过一家小报社的社长，然后下海经商。对一个有这样经历的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已经不在于挣多少钱了。

　　任靖玺说，我的山西老乡阎锡山现在还能让人记住和肯定的，不是他作为山西督军的辉煌，而是他对山西教育发展做出的贡献，我经历了官场和商场，对社会人生有些体悟，此生幸甚，善莫大焉！—办教育。

　　对于现行教育制度，任靖玺多次扼腕而叹：多少教师墨守成规，成了管卡压的机器；天性璀璨的孩子面对升学压力身心受到摧残，甚至被逼跳楼自杀；这个以计划经济的严控加科举时代的应试教育的教育制度，任凭万民所指，却20多年竟岿然不动，在各种特权垄断利益的驱使下反而变本加厉。

　　支撑任靖玺坚持下去的是南洋的孩子。这些学生或是因为不适应应试教育而被赶出校门，或是因为个性鲜明而不被认可，还有的是家境贫寒但学业优秀而被南洋免费资助。“看着他们在美丽的校园享受着全新教育模式而活蹦乱跳，听着他们稚嫩无邪地叫老师好、校长好，我们的身心疲惫会一瞬间烟消云散。”

　　经过10年的挣扎，到2003年底，南洋教育集团发展成为一个由10所基础教育学校(含高中、初中、小学的15年一贯制)和两所高等学校组成的民办教育集团，学校面积1800亩，校舍建筑面积56万平米，资产评估价值13亿元，2001年南洋学生达到1.8万名，教职员工2600多名。

　　民办学校万户萧条哀鸿遍野

　　但此时，情形开始黯然，任靖玺终于撑不住了，他萌生退意。2003年12月，北京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教育集团，控股70%，任只保留了18%的股份。2004年7月，任将这18%的股份分给了南洋部分高管人员，退出南洋，移居新西兰。

　　任靖玺说：“10年创办南洋，炼狱10年，身累，心苦，意冷！近年来教育部门把夹缝中民办学校那点可怜的空间都一一填满了，我们愈来愈被关进铁牢中，我的教育梦开始破碎。”

　　任靖玺说，2002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出台，对民办学校取得合理回报和银行对民办学校贷款开了口子，当时大家很乐了一阵，以为熬出头了。但随后，《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很快就巩固教育部门的权力，顷刻，《实施条例》废了《促进法》。接着，2003年又连续出台三大政策：独立学院、名校办民校和取消民办学校学历文凭考试。这一收一放，将那些真正的民办高校逼入了死角。《实施细则》一出台我就明白了，这不是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民办教育破产法。

　　果然，在此前后，民办学校万户萧条，哀鸿遍野。

　　墙倒众人推南洋被撕碎了

　　灾难很快降临了任靖玺苦心创办的南洋教育集团。

　　2005年底，太原、济南、洛阳的南洋学校相继发生现金流中断和教育储备金偿付危机，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干预下，这些学校被关闭，整个南洋教育链条断裂，南洋教育由此崩溃。

　　任靖玺欲哭无泪，“像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在集中营被杀死而自己无力救援一样。”2003年10月，佳木斯纸业老板帅建伦找上门来希望并购南洋，他计划把南洋的资产直接装进上市公司，为南洋套现10亿元现金。直到2005年底青岛南洋学校首先引发储备金危机时，任靖玺才断断续续得知，帅建伦接手南洋后并未按承诺向南洋注入资金，遂导致储备金危机出现。

　　2006年4月，新华社一则报道引用太原教育局一位副局长的说法，将南洋说成“一开始就是一个骗局”。南洋教育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对南洋教育的责难和对中国民办教育的妖魔化纷至沓来。

　　教育储备金就是民办教育的原罪。1993年广东英豪私立学校率先实行教育储备金的融资办法，绕过了当时政府不与民间教育贷款的政策铁栏，部分解决了民办教育发展的资金瓶颈难题。教育储备金模式是一种特殊教育收费形式，学生入学时交付学校数十万元的款项，学校运用其银行利息或投资收益办学，学生离校或毕业时退还本金。这个筹资模式经北京专家组成的课题组的论证，在主流媒体传播，一度被认为是政府、社会力量、家长三方共赢的民办教育发展之路。从此，各地民办学校纷纷效仿。而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媒体，都予以极大关注，10年间没有人说这是犯法，没有人认为这是犯罪，政策和法律都对此未置可否。

　　但教育储备金制确实蕴藏着危机。2000年广东省开始干预，允许民办学校在5年内分期偿还教育储备金。当南洋遇到资金链危机，教育储备金一下子上升为中国民办教育的原罪，被扣上非法集资的罪名，不像广东，连个缓刑都不给。据初步估算，南洋教育集团的资产总计不低于12.7亿元，负债约6个多亿。理论上讲，如果按照市场化清算，南洋不仅能偿还学生家长所交教育储备金，还会有盈余。但是，事发后各地政府和公安部门闻风而动，各行其是，拘押人员，查封学校，墙倒众人推，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机构不清不白地被撕碎了。

　　虽然已没有法律责任，但远在海外的任靖玺还是对学生家长说：南洋的倒塌，我并非没有道义上的责任，而是无力回天，如果南洋的资产没有通过公正拍卖程序而造成你们的损失，我愿意用余生努力挣钱偿还，中国有个史玉柱，巨人集团倒闭5年后最终还上了客户的钱，他能做到的，我也一样要做到。

　　任靖玺很无奈。

　　公立名校办民校利弊纷争

　　南洋倒下的导火索是教育储备金，因为借了学生家长的钱。但公立学校是不怕借钱的。

　　近10年来，国家花了上万亿来发展高等教育，新增了5000个亿的固定资产，但各高校也累积了2000亿的巨额债务，平均每校1亿。仅每年的利息就让不少学校透不过气来。

　　在2009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两会上，北大校长周其凤认为，“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武汉大学校长顾海良则提出，“允许招收高价生解决大学债务。”显然，任靖玺是没有底气说这个话的。纳税人的钱，你想怎么造就怎么造？

　　对照大学债务，还有另一个2000亿元。2004年10月，教育部部长周济批驳了“教育乱收费达2000亿元”的说法，他认为这个数字只是一个推断，建议不要把个别学校的问题通过乘法变成整个教育界的问题。当年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做客人民网也表示，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

　　确实，教育部门成功地限制了民营教育机构“惟利是图”的欲望，但却阻止不了公立学校伸向钱的手。比如公立名校办民校。

　　公立名校办民校究竟是利是弊？张铁民是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研究员，他认为，公办名校与民间资本的联姻是一种创新，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扩张了公立名校品牌，无形中为国有资产增值；二是借助公立名校的社会公信力和积极的同化作用，民间资本可以减少进入市场的时间成本；三是由公立名校参与管理，可以避免管理失控；四是保持骨干员工的稳定，促进社会分流。

　　广东某教育集团是一所民办教育机构，董事长信力建说，我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公立名校办民校，关键是这些学校是否按照市场机制在运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并没有断乳。另一家民办教育机构广州英豪学校校长朱家健认为，教育部门和公办学校都属于公共服务产品的掌管者，如果他们成为利益主体的话，肯定会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

　　公立名校办民校除了高收费违背义务教育的原则，广受议论的主要有两项：一是背靠公办名校的大树实行低成本运作，依靠不平等竞争挤死大批民办学校；二是财务、股权和运营不透明、不规范，最终肥了某些当权者，沦为教育官员的小钱柜。

　　任靖玺引述了这样的说法：教育行政部门几十年来的做法就是“集权－养权－分权－享权”的历程。集权是指改革前30年教育全部公立化；养权是指改革开放以来教育部门将国家财政资源集中起来养出了一批最强的公立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表现为“211工程”；分权和享权指的是2000年以来以独立学院和名校办民校为代表的公立教育资源的私有化进程，是享用教育权力资源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