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大揭秘：“煤炭”父亲对他的影响

　　初次见面

　　对于我的父亲跟我周围的人看起来完全不同——他黑得像煤炭，而母亲却白如牛奶——那时并没有太多地引起我的注意。

　　“种族通婚。”这个词扭曲、丑陋，就像“战前状态”或者“黑白混血儿”一样，预示着一种畸形的结果。它勾勒出另一个时代的景象，那是一个遥远的世界，充斥着马鞭和战火，到处是枯萎的木兰花和倒塌的门廊。然而直到1967年——那一年我度过了六岁生日，那一年吉米亨德里克斯正在蒙特里指挥表演，那一年金博士（马丁路德金）已经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三年了，那时美国人已经开始对黑人要求平等的呼声感到厌倦，以为种族歧视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美国最高法院才宣判弗吉尼亚州对种族通婚的限制违反了宪法。1960年，也就是我父母结婚的那年，在半数以上的州里“种族通婚”仍然是重罪。在南方的许多地方，仅仅因为以某种不当的方式看我母亲一眼，我父亲都可能会被吊到树上去；在北方那些最为世故的城市里，敌视和流言蜚语，可能会迫使一位身处类似我母亲境遇的女人去堕胎，或者至少逃到远方一个能够收养孩子的修道院里去。所有这些情景加在一起原来看起来非常可怕，也极为错误，但对那些少数支持国民权利议程又毫无见解的自由主义者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报复工具。

　　当然如此——但是，你会同意你的女儿和一个黑人结婚吗？

　　我的外祖父母同意了这件事，不管同意得多么勉强。这对我来说永远是个谜，我永远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同意。从他们的背景来看，并没有什么地方预示着这样的结果。在他们的家谱里，既没有新英格兰的先验论者，也没有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不过的确，堪萨斯州在内战的时候是属于联邦战线的；外祖父喜欢给我讲述家族的各种渊源，其中就包括了充满激情的废奴主义者。

　　在我外祖父母的回忆中，即使是银行倒闭和农场被封的悲剧也是浪漫的，在那每个人都极度贫困的年代里，相似的遭遇拉近了人们的距离。所以你必须认真倾听，才能发现统辖他们早期生活的微妙等级划分和潜在的标记，才能发现那些住在偏僻地带的穷人的差异。

　　外祖母出生在一个声名良好的家庭里。外祖父的境况却要糟糕一些。“他看起来就像一个意大利人的后裔。”外祖母并不在意。对她来说，高中教育足以养家糊口了，而且她早已厌烦了“社会地位”这回事，而外祖父肯定让她眼前一亮。他们就在珍珠港受到轰炸的时候私奔了，我的外祖父被应征入伍了。

　　外祖父从战场上回来后，全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在那里根据《退伍军人法案》，他进入了伯克利大学。但是课堂根本无法容下他的雄心壮志和旺盛精力，于是他们再次搬家了。起先是回到堪萨斯，接着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些小城镇，最后到达了西雅图，他们在那里一直住到我母亲读完高中。我的外祖父做过家具销售员，他们买了一处房子，并且找到了桥牌牌友。他们为我母亲在学校智慧超群的表现感到高兴，不过当她得到芝加哥大学提前录取的通知书时，外祖父不让她去，认为她还太小，没有办法独立生活。

　　有一天我母亲从学校回来后，提到她在夏威夷大学认识了一位朋友，一位名叫巴拉克的来自非洲的学生时，他们的第一反应是邀请他来共进晚餐。当我父亲出现在家门口的时候，外祖父立即惊呆了，因为这个非洲人和自己最喜欢的歌手纳京高长得像极了。外祖父可能忙着讲笑话或者与外祖母争论着要怎样煎牛排，而没有注意到我母亲伸出手去握着她旁边那双光滑而有力的手。不过外祖母注意到了，但是她礼貌地忍着没说什么，继续张罗着点心。那晚过后，他们谈论起这个年轻人，都说他看起来是多么聪明，品格多么高尚，举止得体，连跷二郎腿的样子也十分优雅——还有他美妙的口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