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校长：中学应减负，大学需增负

　　人物档案

　　黄达人

　　中山大学校长，1945年4月19日生，浙江人。学术研究领域为函数逼近论、小波分析、信号和图像处理，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获发明专利三项。先后担任《数学进展》、《ApproximationTheoryanditsApplications》杂志的编委。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两项、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广州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和广州市科技计划项目各一项。目前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一项。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奖二等奖、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一等奖，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一等奖、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中国硕士”、“全国优秀教师”。

　　1999年起任中山大学校长。

　　谈基础教育

　　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

　　羊城晚报：现在从小学到高中，这12年教育要不要学得那么难？是不是一定要学这么多？

　　黄达人：我们那时绝对没学得那么苦。我们也做竞赛题，没有人逼，自己在家里做，当玩一样。学业负担的问题我真没有去深入地思考过，一方

　　面在公平、公正性上还没有一个可以取代高考的制度，另一方面，为了应试而大量反复地去做模拟题，这种扭曲的学习当然是不正常的。

　　羊城晚报：您能不能面告诉我们，以您当时从小学到高中的那一种学习量，升到今天的大学来学习，能不能同今天的大学相衔接？行不行？

　　黄达人：我认为行。我是学数学的，看到现在孩子学数学，很大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数学的精髓。举个例子，我自己有个博士，她小孩故意问个数学题考她，她就给孩子解答了。她的孩子说，妈妈你这样答题当然是对的，但是我的老师一定不是这么答的，所以我也不会这么答。学生竟然会去揣摩、迎合老师的想法，这个可怕极了。

　　你一直在问，为什么中国的大学教育同国外的不一样？其实我想更应该去思考一下我们教育体系中的各个阶段是不是都存在着问题。

　　羊城晚报：好像无论教育官员也好，大学校长也好，在谈到教育深层次的问题时，都是特别无奈的。

　　黄达人：今年征求《政府工作报告》意见的座谈会上，我同温总理专门谈了一个观点，就是“中学应减负，大学要增负”。总理觉得这个观点很新鲜，然后他大段地评述这句话。

　　羊城晚报：是不是需要高等教育有更大的发展，才能解决“独木桥”通道的问题？那个瓶颈太窄，而又有很多人要通过。是不是这个意思？

　　黄达人：不完全是。我想更多的是社会观念的问题。如果社会、尤其是家长对子女的期待以及对所谓“成功”的预期都是同一个标准，那么即使高考毛入学率升得再高，这个问题也不能解决。类似这样的问题不只是在我们国家存在，比如韩国大学入学率比中国要高，但他们的社会观念和我们一样，所以他们的学生也非常辛苦。如果社会上觉得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样的学校能考上也是会被称道的，被认为是光荣的，如果这种观念能够贯彻，高考才可能会淡化。如果你越报道状元光荣，越报道考到什么大学才是光荣的，这个社会评价没有改变的话，其实是加强了这种环境恶化的程度。当然，这不是近期能够改变的，价值观的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羊城晚报：最近读了一些关于梁启超的书。我们广东老乡梁启超培养了9个子女，其中3个院士，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各自领域有相当大的成就。梁启超说他们家的孩子中没有一个是搞自然科学的，希望其中有一个人搞自然科学。这个被寄托了期望的孩子，就是北大图书馆的梁思庄，父亲希望她学生物。她读了一年生物，感觉很难受，没办法继续下去。梁启超就让她按照自己的兴趣去读了图书馆。后来她成为中国第一代图书馆专家。

　　黄达人：子女学习的环境当然包括了家长。其实，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组成的，包括我们老师、家长、传媒等等在内的所有人，作为社会的一分子，都应该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改变，承担自己这部分的责任。